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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主 题： 明代嘉靖庚戍科榜眼吕调阳 已阅：3967 / 回复：4（楼主）

吕调阳，字和卿，号豫所。生于正德十一年（1516年），卒于万历八年（1580年）。他从幼聪明秀颖，刻苦攻读学业，6岁即离家就外傅（管教导学业的师傅）读书，学到了不少知识。嘉靖十三年（1534年）,18岁的调阳更中了乡举，少年得志。中举人之后，10多年的情况不明，不知是否应会试，至嘉靖二十九年（1550年）庚戌科会试，终于考取了进士，而且是一鸣惊人，中了一甲第二名，成为榜眼及第。而后任翰林院编修，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年）秩满。嘉靖三十五年（1556年），调阳任丙辰科会试分校官。次年父亲去世，调阳回籍守丧；两年后（嘉靖三十八年），母亲去世，又守母丧。至嘉靖四十二年（1563年），调阳才调去翰林院，任国子司业。其后仕途一帆风顺。司业秩满，1565年擢升春坊谕德，1567年任南京国子监祭酒，不久即调回北京，任国子祭酒。国子监是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，简称国学，也称大学。周有五大学，东为东序，南为成均，西为瞽宗，北为上庠，中为辟雍。调阳三任其职，因有“三任成均”之说。在国子祭酒职位上未坐暖，这年冬天又升他任。被派往南京，任南京礼部侍郎，次年又调回北京，任礼部侍郎。过一年后，又升调任吏部侍郎，不久又升吏部左侍郎（因前后在礼部、吏部任副职，所以有“四历卿贰”之说）。后来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、掌詹事府事（名义上是职掌皇后、太子家事，事实上无实职，只是翰林官升迁的跳板和必由之门）。隆庆五年（1570年）为辛未科副典试官。次年明穆宗去世，朱翊钧九岁登基，是为神宗。国家大权基本上由内阁掌理。是年六月，调阳为张居正所荐请，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，入内阁参与中枢机务，协助张居正掌理国家大政。1566年明世宗去世后，朝廷政治有很大的变动，权臣争利，不少大臣在争权夺利中失势。吕调阳以稳重不争受知，进了内阁。其后至万历二年（1574年），内阁中只有张居正和吕调阳，万历三年（1575）年增加了张四维，六年（1578年）又增加了马自强和申时行。吕公或单任次辅，或居次辅之首，地位都很显要。在内阁期间，吕公的官阶和官街不断叙升；万历元年晋太子少保、武英殿大学士，十一月晋太子太保。次年春任甲戌科会试考官，初秋修成《明穆宗实录》，吕调阳和张居正同为总裁。他签名的头衔为：“荣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。”实录修成后，论功行赏，晋少保。万历四年十月，一品秩满，晋太子太傅、吏部尚书。万历五年八月修成《明世宗实录》，修书总裁之一的吕调阳签名所冠头衔为：“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。”实录修成后，晋少傅。次年二月，又晋为建极殿大学士。去世后，赠官太保、谥号为“文简”。因此，张居正作吕公墓志铭所冠的头衔为“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赠太保谥文简”。吕调阳的官阶仕历，可谓步步青云，节节高标。

作者：nw19842003 （2007/11/20 15:02:16）   回复此贴
  续:明代嘉靖庚戍科榜眼吕调阳 第 1 楼

律严守正 名副其实
　　
　　吕洞阳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恪守规范，砥砺学行。单从他的名字看就包含有许多意思。据《前汉律历志》载：“律有十二，阳六为律，阴六为吕，黄帝之所作也。”这样阴阳交合，律吕洞和，相生相成，便是为律本。也就是音乐和一切听觉文学之源，也是事物矛盾统一的理念。故此，梁代周兴嗣所撰的四言韵书《千字文》，有“律吕调阳”之称。他因为姓吕，而哥哥的名中又有个“阳”字，于是便自取《千字文》中“律吕调阳”句的后两个字为名，这样，就成为“律”“吕调阳”了。这可见他的秀出颖异。从他的一生事迹看，他确实把这名字奉为金科玉律的。
　　吕调阳的品格很好，《临桂县志》说是：“为人外温而心辨，中毅而貌和。于事呐呐，不轻为可否；于人恂恂，不苟为异同。”他端庄严正，道德高尚，“以端简为时所推”（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九十七）。他曾从师国子祭酒程文德（1497－1559年）。程文德是阳明派的学者，人因其乡贯而称其学术为“永康学”。他对于这个“永康学”相当崇敬，潜心学习，不时宣扬。吕调阳和程文德经常谈论“名理”，他受到他的学师颇深的感染，形成了他严谨的学风。后来吕调阳任南京国子监祭酒，“遂以永康学教授诸生”。他教学重视道德的教育，并且抛弃了传统的注入式，而代之以启发式，许多事都能现身说法，以身作则。据《广西通志》记载，他“率身以教，先德而后艺，有愿悫而左智巧”。因而做到了“以其身为型范”。这是很有独创性的教学方法。虽然这些所谓“道德”，无非是“忠孝仁爱”那一套，脱离不了封建伦常那一套标准。但吕调阳能够言讲身教，树范立例，则是不容易做到的。因此是可以称道的。
　　吕调阳的道德修养，来自他的家教。他父亲吕璋“嗜清约，而靡而繁盛一切无所好；虽已贵，而衣浣食蔬，泊如也”。“廉不苟取，俭不溢费”。是一个洁静清廉的好官。吕调阳的品德就同他的父亲一样。“性尤淡泊，虽蟒玉未尝去浣衣”。他注意道德的修养，也希望能以身感染他人。他教诸生，固然以身作则，甚至教皇帝也是如此。为穆宗侍讲经筵之前，必先作斋戒沐浴，以示虔诚肃穆，讲解经典时他并没有故弄玄虚，夸夸其谈，而是引经据典，切规时政，以诱导小皇帝。使其能够心领神会，循规蹈矩，按先贤的法统观念与政治的典章，从而制订新的律法和制度，去维系并实施其封建皇朝的统治权力。
　　吕调阳道德高尚，对于典章礼仪，可以说是一个专家。他厘正礼部的典章，严格规定；“自宗藩、外戚、中常侍，不得逾制，有所希请。”因为敢于管制这三种皇帝的“私人”，所以典章发挥了它的权威：“诸曹郎吏亦各凛凛奉职。”以礼部尚书入内阁后，成为国家重大事务的礼仪主持人之一，“若大丧，若大婚，若崇祭，若荐号，若降夷受俘诸巨仪旷典事，咸籍公相成以当上心”。从这里可以看到他是如何的精明干练和恪勤职守。
　　事亲孝顺，也是吕调阳的特点。他的父亲吕璋就是一个既有才学，又廉洁重孝的清官。他以父亲为榜样，在孝字上做了不少文章。嘉靖三十二年秋，他的父母在京居住日久，“思土南归，”因而他就亲自送双亲回桂林，一陪经年。他还想在父母身边服侍，经他父母多方规劝，告诫他不要因私废公而忘报国，他才返京。次年他父亲去世，吕调阳亟亟回家奔丧，达到了“哀毁骨立，亲昵罕见”的程度。旧病未除，过两年（嘉靖廿八年），他母亲病故，于是又守母丧。哀恸不已，直到服满才回京。

作者：nw19842003 （2007/11/20 15:03:04）   回复此贴
  续:明代嘉靖庚戍科榜眼吕调阳 第 2 楼

尽忠尽节 善始善终
　　
　　明朝官场腐败，营私舞弊的现象甚多，大臣显要门前往往是门庭若市。而吕调阳一身正气，秉公办事，所以，“门无私谒”。他为国家办事，有贡献而不愿意让别人知道，不愿意听别人对他歌颂赞美。《临桂县志》说他，“所树惟恐见知，所急惟恐见德”、“人故无所籍以颂公”。他以国家利益为重，顾大局而不计私利。他说：“大臣协心体国，苟利社稷，嫌怨共之，安事羯羠？其间无论彼已懻忮，即贤者各是所见，政本之地，齗齗而争，如国体何？世儒嘐嘐，猥曹参而卑丙吉……。”曹参和丙吉都是西汉丞相，曹参与前丞相萧何有私怨，而不改萧何正确的政策，不以私废公。丙吉为相，宽松和谐，为官属掩过扬善，不怕引起非议；自已有贡献，而噤口不说。调阳对这两位丞相都很推崇，以之作为自己的学习典范。因此，他死后，张居正称他为当代的丙吉，“公质行多长厚，余独心服其在政府，断断乎有古大臣之风”、“在汉丙吉，今也则公”。这种评赞，吕调阳是当之无愧的。
　　吕调阳在明中叶以后的没落官场中，是一个不倒翁；是一个只升不降，没有受到什么祸害的幸运儿；是一个“凭它风浪起，稳坐钓鱼船”的三朝元老。明王朝从宣宗朱瞻基开始，昏君辈出，奸臣蜂起、阉宦弄权，冤案丛生，而且是愈演愈烈，一代不如一代，直至明室的衰亡。在吕调阳发迹当政的嘉靖年间，大奸臣严嵩父子播弄朝政，朋党史见，官宦之争，朝野上下，一片混乱。但吕调阳却能鹤立鸡群，不随俗浮沉，一味埋头苦干，尽心为明王朝服务，终于没有受到多大牵累。他恃正不偏，不胁肩谄媚，不阿谀逢迎，更不吹牛拍马。从来不买严嵩父子的帐。他手脚干净，因而奸党也就奈何他不得。严嵩有时要来拉扯他，他也坚持操守，“固谢不往”。因此，他在各党派之间，能够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。这就像弹钢琴一样，在错杂纷纭的政局中，他能以十个指头有规律地按下去，做到了“律吕调阳”。
　　严嵩父子垮台以后，相继由高拱、张居正等摄理朝政，而高、张之间的斗争．在当时也是很有名的。但是，吕调阳在这样的斗争中也能持正有偏；秉公论事，他辅佐张居正进行政治改革而不为政敌所忌刻；他先于张居正致仕还乡，急流勇退，从而避免了张居正死后被政敌攻讦而遭受的抄家之祸。所以后人论述这段明史，说吕调阳是“识时务的俊杰”。这可能是一个原因。但更大的原因，是吕调阳一贯对明封建王朝的忠心耿耿，矢志服膺，绝无二致。这可从他写的《戡定古田叙》一文中看得出来。这里所说的古田，就是现在广西永福县寿城和临桂、灵川两县西南部一带，从明代弘治年间起，那里发生了以壮族首领韦银豹领导的各族农民的武装起义，以古田为根据地，前后坚持了80年的反明斗争；而且在嘉靖四十三年一度攻入了桂林城。到了隆庆四年，明廷派了殷正茂为首的10多万官兵前往镇压，由于寡不敌众，广西有名的一支长期坚持斗争的农民起义军被消灭了。从此古田县升格为永宁州，州治设在寿城；殷正茂也升为兵部右侍郎、户部尚书。而作为广西籍的京官吕调阳出于阶级本能的反应，自然是赞扬备至，为明王朝歌功颂德。他不但说这是“吾粤父老子弟得免剥床之害，室家胥庆”。而且对成化年间韩雍平大藤峡侯大苟的瑶民起义，以及对王守仁在嘉靖初平思田、八寨的农民起义，一概加以颂扬，称这三次大镇压为“三举”。明帝看到自己手下有这样忠实的大臣，自然是恩勉有加，无任信赖。明王朝为什么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呢？据当时的“柳州八贤”之一刑部右侍郎张翀，在《平古田大功记》中说，这里有三个原故，第一个是：“天子保治，留心四彝，而硕辅元老，锐意安壤之烈，故公得以无内顾而展其才，此成功之始也”。这里一语破的，平古田第一功还应记在吕调阳等人身上。因为当时他是唯一的广西籍的“硕辅元老”。明帝深深理解到这一点，又怎么不对吕调阳大加宠幸呢？怪不得明神宗平时都把他作为上宾看待；每宴对都称他为“先生”。吕调阳平日得到许多礼物的恩赐。用《临桂县志”的话，说是“不可胜计，多自昔辅臣所未尝蒙。”这就是恩宠有加，前所未有的了。当吕调阳积劳成疾，于1578年秋“疏乞骸骨”，恳请归里时，神宗还舍不得他，“谕留甚温”。直到上了10次疏文，才恩准回籍。当时踢给他“帑金百两，文绮二裘”。还派御医和杂差陪送。而他的长子吕兴周也得似破格提升为礼部祠祭司郎中。当他一年后逝世的讣闻报到京城，明神宗十分哀痛！居然“辍朝一日”，以表悼念。还指派专职官员科理丧事，同时赐给一笔可观的丧、葬费，下诏设11坛祭仪。“文简”的谥号，就是当时所赠的。现在桂林北郊蒋家岭，还有吕调阳的墓葬遗迹。

作者：nw19842003 （2007/11/20 15:03:40）   回复此贴
  回复:明代嘉靖庚戍科榜眼吕调阳 第 3 楼

大奸臣严嵩垮台之后，内阁不平静，有几位阁臣因为企图有所作为，争权夺利，勾心斗角，政治不得稳定。高拱排挤徐阶，张居正战胜高拱，取而代之为首辅。张居正是胸怀大志，很有作为的“宰相”。他肩负重任，朝廷大事主要由内阁解决，从明世宗以来积累的许多社会问题都要解决，政治要革新。如果内阁不和，阁臣“各是所见”，那么，争辩不已，什么事也办不好。有内阁斗争经验的张居正，他需要的是助手，而不是竞争者。吕调阳的条件最适宜，因此援引入阁。吕调阳和张居正同事6年,全心全意支持张居正，关系融洽，配合默契，“计划莫逆于心，莫违于口，六年如一日。”他辞职归里时，神宗给他鉴定性的题辞为：“枢机克慎”，“同心夹辅”。从表面上看，吕调阳没有什么贡献，庸庸无为。而稍为探讨，就可以看出吕洞阳的历史贡献：如果没有吕调阳的支持，内阁不安宁，张居正的首铺地位也不安宁，更不要说要进行政治改革了。历史上的许多改革家，就是因为得不到有力的支持而失败了。吕调阳“外温而辨”，不附从张居正，但是，他认识到，“贤者各是所见，政本之地，齗齗而争，如国体何”！国体为重，不争为尚，让贤者独是其所见，使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，于国家有利。所以，吕调阳甘心默默无闻作奉献。他以丙吉为榜样，妥善处理同事间、僚属间的矛盾；而且，还将对张居正的非议和压力挡住，使张得以全力领导政府，改革社会。张居正对吕公的这一贡献由衷感激，他作的吕公墓志铭文说：“稽古盛际，同寅协恭。譬伯与仲，响和景从。诚一无他，深厚有容。在汉丙吉，今也则公。主少不疑，仰德也风。内宁外谧，波恬漠空。吏称民安，时雍岁丰。守和自近，孰知其功？”一篇铭文，所颂皆称因吕公的奉献，所以政治稳定，不被小皇帝疑心张居正揽皇权；而且，“内宁外谧”，没有政治的纷争。“孰知其功？”有谁理解吕调阳这种特殊的历史贡献呢？只有张公。吕调阳离内阁后，对张居正的非议和压力逐渐增多，到后来，连少主神宗也怀疑他了；他的内阁成员也排挤他了。吕公去世后不久，万历十年（1582年），张居正这位改革家不幸被抛出明朝的政治舞台，家破人亡，而且被视为“奸臣”。这个结局，正好反证吕调阳稳定内阁的历史贡献。

作者：nw19842003 （2007/11/20 15:04:24）   回复此贴
  回复:明代嘉靖庚戍科榜眼吕调阳 第 4 楼

著不等身 名有等人
　　
　　论理，以吕调阳功名如是之高，官阶如此之隆且长，地位如此之稳定安泰，而且执学“成均”，言教如是之深切，是应该以更多的著作与其身等才对。但是可惜得很，吕调阳留下的著作很少。现在见到的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件：一是和张居正编《帝鉴图说》。这本书是为了教育小孩皇帝明神宗而编的教材，内容是摘抄史书中的历史故事，用显浅易懂的语言写成。这部特殊的儿童教材，倾注了张、吕二人为国家培养“一号种子”人才的苦心。张居正负责内阁大政，大抵没有很多时间和精力去修撰图书，这部书的具体编撰，多是吕调阳出力居多。据载，书中内容“取尧舜以来善可为法者81事，恶可为戒者36事，每事前绘一图，后录传记本文，而为之直解”、“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语名之”。（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）二是修纂《明世宗实录》和《明穆宗实录》。前一部，总裁3人；后一部，总裁2人。吕调阳皆居其一，但具体功劳不可考。三是编定典章制度（不见有具体书册）。四是偶尔作些诗文。他“为诗若文，古雅醇厚，不事模拟”。可惜不见有诗流传。他的文章甚少，除了上述的《勘定古田序》之外，还有《全州建库楼记》、《佛塔寺碑》和《奉国中尉约舍墓志铭》等几篇传世，为《粤西文载》所录。
　　下面，简要谈谈他的《全州建库楼记》。吕调阳写道：“往西延贼寇全郡，夜袭郡城，纵火毁郡治之署及库，劫其藏以去。贼既去，而当事者亦尝鸠工饬材修复。其所毁然大，率因简陋具式廓而已，事在丙辰。”这开始一小段，叙述嘉靖三十五年（1556年）全州署及库被劫事由，倒也简要明了。接着说：“越六年辛酉，郡守黄候入觐，而贰守熊君始视篆，即缮治库藏为楼，以储币镪之属，而室其下以居守者。于是严局钥，远燥湿，自有郡以来，无完以固如兹役者也。郡博静观刘君辈，为予道熊君之能尽其心。丙辰之变，尝获贼酋讯，所以侦伺之故，辄以为慢藏诲之，今事鉴固在也。越历有年，守亦数易，而创艾之深，警备之至，实始于熊君耳”。这一段述说自嘉靖四十年（1561年）起，全州守官熊君上任，尽心竭力，加固建设库楼的经过，夹叙夹议，欣然作自我的介入，写得入情入理，头头是道。他为了说明“请记事”的问题，在下段说：“夫千金之家，未有不慎于藏而能固者也。那岂直千金哉？家国殊致，而守官如传舍矣。予既深然其说，而刘君遂以予为知君，请记其事。予惟夫库贿之府也。人亦有言，示人以义。其币犹贿库而记之，以是贿示也。无乃非邃古之意乎？诸君请益坚，乃申义利之辨，以告熊君曰：义与利不有同形而异情者乎？是故利一也。丰货以殖私则利，谨节以饬变则义；货而悖入之则利，贞剑而严其守无使悖出则义。洪范八政，首食货而系之。农言崇本厚生，虽义亦利也。郡邑有库，凡以备籴待赈，足食饷兵。孰非为农者谨出纳，时聚散，正唯有司本务而记事者，复以言利为讳，使之有美弗传，则亦义之未精，而适以资慢政之口实矣。予故不能已于诸君之请也。”在这里，作者运用譬喻的手法，说明“家国殊致”，颇为形象生动。从而以此作契机，说明刘君之所以请他“记其事”的缘由，自然流畅，顺理成章。紧接着他就利与义的问题，发表了其相生相成的见解，见解说得越多越深切，诸君要他写记文也就“请益坚”。很有义理章法。后面他以“洪范八政”为本，以“食贷”为首，把义与利说成统一体，是有几分辨证观点的。“洪范”是周书篇名，是箕子叙天地的大法，曾上陈于武王。“八政”一曰食，二曰货，三曰礼，四曰司空，五曰司徒，六曰司寇，七曰宾，八曰师。他强调“农言崇本厚生”，在以农立国的古代，是切合时宜的，因而是有政治眼光的。最后他答应诸君之请，就是义不容辞的了。重点在于末段；“使熊君析于义利，诚不厌其迂，则制治、保邦、御侮弭悖，犹有出于修库之外，大其说而无利可讳者，传不云平？能治其国家，谁敢侮之？夫明政刑，公好恶，修孝悌忠信，以敦民行，慎郊圻，练军实，皆治其国家之事。愿以诵于熊君，且告乎有政者”。吕调阳反复论证，不断开掘主题，把建库楼提到“制治保邦、御侮弭悖”的高度来认识，表现出其政治家的风度。“能治其国家，谁敢侮之？”这是何等的金石良言，而又气概万千！后面所列各个治国的要点，都是切中时弊的。“敦民行”，即《书舜典》“敦德允元”的意思。“慎郊圻”亦出自《书》所云：“申画郊圻，慎固封守”。“军实”，语出《左传》，练军实，也就是整军练武的意思。吕调阳以这样富国强兵的指导思想，既说给熊君，又告诫于行政当局，其用心是良苦的。虽然他的指导思想还是忠学信义那一套，但他治国恤民的主旨还是值得称道的。
　　正因为吕调阳有治国安邦的劳绩，又有崇高的道德品格，所以赢得了后人的钦敬和崇尚，有些人甚至达到了迷信膜拜的程度。如清代晚年以研究天文地理与考释经典有名的著述家——吕调阳，就完全袭用了他的名字，并写作《古律吕考》以宣扬他的意念。

作者：nw19842003 （2007/11/20 15:05:26）   回复此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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